常清消除官员型企业家生长的土壤

常清：消除官员型企业家生长的土壤

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是改革的亲历者，在那个价格改革攻关的年代，商品价格由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他和田源一起创办了中国期货市场，通过市场预期来发现价格，实现了大宗商品的市场化定价，他们被称为“中国期货教父”。在其创办的北京金融街金鹏期货的办公室，常清与记者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历程，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乐观。今天，商品市场价格改革大部分已经完成，而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一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实到位，消除经济增长的桎梏，创新性企业家会大量涌现，中国经济就会释放出新的创造力。过去30多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改革和开放，常清并不否认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但最终是制度变革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把人口祸患变成了人口红利，制度变革仍然是未来中国经济新的推动力。　　制度变革是

经济增长的终极因素　　《华夏时报》：过去搞改革一穷二白，是一个多赢的格局，如今，改革要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度远远超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改革如何在深水区推进？　　常清：上世纪80年代时有权的部门还是有的，比如说商业部，你买东西得要他那里发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形成了共识，当时那些部委就再也不管这些企业了；一个是与当时的利益比较小有关，二就是当时社会风气好，没有大规模的腐败，而且当时官员觉悟高。过去那么多部门撤消了，那么多人转行了，那时没人管，都是舍小我利国家。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不只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没有一种舍小我利国家的精神。因此，在深水区推进改革必须大刀阔斧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不能考虑少数人的拥护和反对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讲的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从目前的情况看，天佑我中华，在习总书记的带领下，反腐败摧枯拉朽，搞改革踏踏实实，朝着既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行。 　　《华夏时报》：过去10年我们主要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来带动基建、房地产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整个经济发展趋于重型化，旧模式对资源和资本的消耗巨大，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造成一些社会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的高增长，动力有些不足，未来新的动力在哪里？　　常清：当前我国经济确实是有些动力不足，过去十年发展经济有两大招数，一个就是加大货币量，一个就是靠投资。现在，这两招已经不灵了，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越增加投资越产能过剩。理论界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点在哪儿，过去十几年是房地产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通过房地产的内需消费增进，老百姓有点钱都买房了，通过房地产拉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像经济学家林毅夫从比较优势来解读中美差距，我们相当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我们要赶上美国必须加大投资。也有的人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来看，认为要扩大内需，内需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光说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为过去十几年有房地产拉动，现在有人意识到要换个说法，说新型城镇化。我是1984年开始参加中国改革研究，我认为这些论述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林毅夫说的比较优势是对的，但是体制不改革，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优势发挥不出来。假如做一个实证分析，你会发现3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像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历史关键时刻，经济学家们，尤其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们的看法都是错的，我对当前主流思想抱有怀疑。回过头来看，无论如何有智慧的人不一定能预测到未来的走势；中国经济增长30多年了，现有的经济学说都不能解释中国经济。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业政策研究，当时得出了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结论，但回头来看全是错误的。　　从一个改革亲历者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根本动力来源于制度的改变。农村改革所有权没有变，改的是土地经营的方式，由以前以生产队为基础，变成以一家一户为基础，就改了一个生产经营体制，中国的农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经济改革改的就是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放开了。比如，过去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做法是压制生产力发展，要是不允许发展民营经济，那我们现在70%的就业就不能解决了。改革是最大的动力，根在体制上，剩下的全是次生的，改革释放了比较优势，由于改革扩大了内需，由于改革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根都在改革上。　　《华夏时报》：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解决产能过剩，需要消除产能过剩的制度根源，但是很多学者认为，经济主要的矛盾还是总量不足，过剩只是暂时的，怎样的改革可以解决过剩产能的根源？ 　　常清：您看手机过剩，但是，乔布斯的苹果手机一出来，诺基亚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总量上看到过剩的问题，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革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不要管了，政府要更好发挥公共作用，你要防止环境污染，你要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为什么这些措施都没落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学界总结的这一点，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谁也不愿意损失个人利益。改革要彻底推进，除了不能乱，你就不要管他，不干预微观经济管理，不要审批，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彻底去除腐败的一种途径。上次有一个中国台湾教授就问我，内地在理论上是非常完美的，不可能产生经济周期，不可能产生产能过剩，因为这是计划管理市场。但是，事实上是你计划管理的市场严重过剩，你不管理的市场他不过剩，举例讲，煤炭、钢铁都是不让随便进入的，那为什么它过剩了；以前的纺织等轻工业，没人去管吧，它是适销对路的。　　《华夏时报》：过去经济增长是靠出口和人口红利，中国未来将进入老龄化，这种趋势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吗？　　常清：过去计划经济30年那不是人口红利，那是人口祸患，为什么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因为城里没吃的，因为整个体制改了就成人口红利，我觉得很多经济学家应该把前三十年进行对比，过去哪有人口红利，哪成了人口祸害。从这个社会发展来讲，像德国这些国家也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本老龄化更严重，但人家照样科技创新，照样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学家逮住一个问题就说人口老龄化阻止经济发展，这是错的，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问题，但不是全部。有人说中国经济没希望了，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要过去了，我们不搞那些劳动人口密集型产业，我们可以做别的，可以搞创新。　　消除官员型企业家生长的土壤　　《华夏时报》：企业创造力是经济重要的效率来源，产能过剩本质上是无效投资，为何中国诞生不了乔布斯这样创新性的企业家？　　常清：我们党从十七大就开始提出建立创新性国家，为什么做不到，就是体制问题，乔布斯要是在中国，他肯定活不了，他连注册企业都注册不了，就他那性格，不买别人的账，不搞关系，所以中国出不了乔布斯。我们的体制能不能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让企业家成为真正的企业家，现在的企业家，得与政府搞好关系，从政府那边拿来项目，这是什么企业家，他不是去创造，看谁的路子好，这就是我们要坚决打击的恶劣作风。企业家面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那么未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行业和企业都能发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给企业松绑，现在的企业一个大官帽就给你压瘪了，既然社会就是这样，那企业家就会成为官员企业家，假如这个大官帽拿走了，不压着它了，就会产生创造性企业家。要按照市场原则培育千千万万个企业家，因为他只看市场的发展、人民的需求，他会去创造引领时代发展的行业，至于说哪些行业能发展，哪些产品能适销对路，经济学家说不准，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更说不准。现在，过剩的行业都是我们过度管理的行业，有些政府官员比一些人都要聪明，但是他也不能预测到未来，他也得靠千万的企业家去感同身受，不断发展，所以，我的结论很明确，中国35年的改革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动力源泉来自改革，没有改革，无论哪种理论谈中国经济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华夏时报》：我们以前是追赶性经济，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要超过美国的话，我们需要有创新性的企业、技术和引领性产业，企业创新的制度变革基因在哪里？　　常清：让企业创新最主要的是让企业改革成创新性企业体制，我们现在的科研力量主要在官办机构，官办是创不了新的，包括我们的院士也都是暮气沉沉，我们国家其实花了很多冤枉钱，给这补贴，给那补贴，要是一查的话，全给别人弄走了，补贴没有到实处，没有补贴的企业没有实力创新。创新要让市场来确定，所以，说科技体制改革是建立创新性国家的关键，包括很多科研机构在大学现在有很多弄虚作假的人，你真把他面向市场才可以，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就是这个道理。你还去管，你还去官办，来搞这个东西，这样怎么创新啊，这不是压着创新吗？想一想如果我是院士，看中你研究的东西，我先把你拿掉，这也是一种竞争，科技体制改革我们都改这么多年了，包括院士、研究单位都是事业单位。创新了市场就给你奖励，不用国家给你奖励，所以，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件重要的事，你不改就别想建成创新型国家。中国教育办不好，老百姓看病难，这是什么造成的，我们大学培养那么多医学人才，为什么短缺？他们应该好好反思，现在最难的就是体制变革。　　真正还权于市场　　《华夏时报》：您觉得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动力在于制度改革、企业家和市场主体的创造？　　常清：你不改革体制谁来创造，改革产生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才能创造，你不创造怎么能叫企业。整理一下中国过去各大改革措施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什么时候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好，经济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处理不好，经济就会效益低下。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非常清楚，要区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对企业进行负面清单管理，社会对政府进行正面清单管理，只有这样才能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华夏时报》：国企在进行混合制改革，一些学者认为，大多数国企已经上市，这些上市国企就是混合制，混合制改革可以产生新的创造动力吗？　　常清：我提议官员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放权就行了，最主要的改革是政府放权，这是根本；过去为什么一放权就乱，那是因为都是国有企业，它可以胡干，不受管制。我们改革是有两条主线，一是政府不能干预微观经济事务，要放；二是要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谁决策你要负责任，民企因为老板决策亏损的是他的钱，他不敢随便决策。最大的问题就是十年来我们用各种手段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或者公有企业。　　对于一些国有企业经营部门，应该对它的微观整体进行彻底的改革，银行成为银行，企业成为企业。改革的真正阻力在哪儿，就在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抵制改革，你看现在的国有企业，他不承认他是企业，什么局长处长，你问问银行行长，他是企业家吗，他会说我怎么是企业家啊，我是国家干部。我们的银行，一弄银行就是国有的，国有的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微观主体必须放权，你看过去上世纪90年代，部委的企业全都切断，都变成真正的企业；美国的银行都是私人的，美国就乱了吗？美国就不是强国了？　　从金融领域来讲，最主要的就是两条，一条就是监管部门真正监管，不是计划管理，不是审批。就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不要审批了，市场归市场，政府做监管。第二，30多年改革都没有涉及到金融领域，大家老觉得金融是特殊领域，我们的银行不能再搞单一国有了，现在好多银行上市了，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但我们还是把它当成国有来管理，这是错的，所以，政府要放权，银行的董事会、银行的行长对这个银行负责，那么，到时候股民可以问责，假如你有道德性的风险让你倾家荡产，法律再跟上那就行了，这就是微观主体再造。你看银监会的官员去银行当行长去了，他还是听银监会的，你就是再混合也没用。这个管理体制不改，还是不行，管理体制要放，是监督管理不是计划管理。现在比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法律结构还差，我们在法律治理结构上是倒退的，八九十代总体趋势是不断放权，2003年以后是收，现在确实是有权了。中国有这样两个短缺行业，一个是医疗卫生，一个是教育，为什么短缺啊，你只要实行计划管理体制，它永远短缺，因为我们的这种计划管制体系就是制造短缺。　　《华夏时报》：国有企事业单位实际上是用政府的资源，赚着市场的钱，应该对这些主体如何放权？ 　　常清：中国不应该存在事业单位，假如你是政府管的那你就是政府机关，为人民服务；你要是面向市场的，你就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就是一个借口，不存在的东西它存在了，怎么办，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它为什么没有改成企业，大家都知道企业难办，然后还不一定挣钱，都愿意沾点官味儿。真正在事业单位当局长的不能拿那么多的钱，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银行一下几十万几百万，这活儿谁都愿意干，局长还当了钱还拿了，还没责任。要是真正的银行你就不行，你要赚钱，你不赚钱哪儿来的钱，现在都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赔了也是国家的，这怎么能做好。现在，很多金融学家讲银行负债，金融错配，为什么错配，是体制的问题。　　《华夏时报》：还有一个体制问题，我们有4万亿外汇储备让货币政策很困难，因为货币政策是与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挂钩的，我们怎么能实现货币发行政策的自主权？　　常清：他们为了权力给自己套上枷锁了，你看日本的外汇储备数额也相当巨大，但并不是都是政府储备，而是企业居民都持有外汇，我们一些部门为了自己的权力给自己头上套枷锁，现在作茧自缚了，外汇也涉及到放权，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让企业自营，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调整，这样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其实，这很简单，就是你别统管结汇了吧，你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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